本书是国内学者首次就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展开的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通过对西方政治哲学史线索的追寻以及对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文本分析，突显出康德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哲学构想，这就是：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法权（或译“权利”、“公正”，Recht），而法权的基础是道德。

本书是国内学者首次就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展开的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作者分析指出，康德通过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语言和逻辑的严格论证，宣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的诞生，即人类不需要放弃和抹杀他们各自的民族个性和文化特质，而只需要发挥任何民族固有的理性，就有希望在对话和相互宽容中实现永久和平。作者坚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念恰恰由于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的经验之上，而能够成为一切民族、一切文化都有可能接受的共同目标。

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出版两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赞誉与仿效。但是，对这些伦理学著作中存在着的某些内在不一致的指责也始终存在。奥诺拉·奥尼尔教授在她的书中紧贴康德的文本，详尽考察了这些不一致，并尽可能地将康德的伦理学思想置于合理性、行动和权利等现代概念的框架之中展开分析。在奥尼尔教授看来，康德为理性提供了某种“建构主义的”证明，以及某种道德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义务是先于权利的，正义和德性是相连的。在书中，奥尼尔教授首先对康德哲学中的方法、理性、自由、自律以及行动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考察；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些关于绝对命令的阐释；在最后的部分，则强调了康德的伦理学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康德式”伦理学之间的区别，这涉及约翰·罗尔斯的作品，也涉及当代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作品。

康德的伦理学著作出版两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赞誉与仿效。但是，对这些伦理学著作中存在着的某些内在不一致的指责也始终存在。奥诺拉·奥尼尔教授在她的书中紧贴康德的文本，详尽考察了这些不一致，并尽可能地将康德的伦理学思想置于合理性、行动和权利等现代概念的框架之中展开分析。在奥尼尔教授看来，康德为理性提供了某种“建构主义的”证明，以及某种道德性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义务是先于权利的，正义和德性是相连的。在书中，奥尼尔教授首先对康德哲学中的方法、理性、自由、自律以及行动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考察；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我们更为熟悉的那些关于绝对命令的阐释；在最后的部分，则强调了康德的伦理学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康德式”伦理学之间的区别，这涉及约翰·罗尔斯的作品，也涉及当代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的作品。

书中整理了恰宓西亚多长老有关于佛陀通向永久和平与幸福的方法和道路的开示。开示的内容分为四个范畴：虔诚，伦理，道德和实践。恰宓长老希望通过开示培育读者对三宝的坚定信心，遵循对伦理行为的忠告，了知身心现象的真实本质，证得道智和果智，了悟四圣谛，早日达到苦的熄灭而证悟涅槃，享有真正的和平与幸福。书中结合了巴利文原文，向读者呈现了原汁原味的佛法精华。本书中，恰宓大长老详尽开示了《大念处经》中的修习要点。当所有的经典以亲身的实践来证悟的时候，你会发现佛陀所指一乘道之要义。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出版于1788年，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从内容上来看，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的先天要素及其先天要素的若干规定，那么，“实践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研究理性的实践使用的先天原理的可能性、范围和界限。康德从人的纯粹理性现实具有的实践能力出发并以之为标准，确认了纯粹理性的先天普遍规律，即道德律。并提出自由概念使之成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结合的基石。本句读亦采用逐字逐句地在课堂上解读研讨方式，根据录音整理为本书稿，其对研究康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出版于1788年，是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从内容上来看，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的先天要素及其先天要素的若干规定，那么，“实践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研究理性的实践使用的先天原理的可能性、范围和界限。康德从人的纯粹理性现实具有的实践能力出发并以之为标准，确认了纯粹理性的先天普遍规律，即道德律。并提出自由概念使之成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结合的基石。本句读亦采用逐字逐句地在课堂上解读研讨方式，根据录音整理为本书稿，其对研究康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论文集围绕着康德哲学中的“义务性”（Verbindlichkeit）概念，针对“道德的义务性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论文集由6篇论文组成，其内容涉及康德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理论哲学和人类学。作者以道德义务性问题在哲学史中的演化为线索，考察了康德“自律原则”的历史背景和语境，突出了了康德讨论道德义务性时的问题意识以及独创性。同时，作者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概念和方法论上的澄清，回应了当代学界对于康德伦理学的一些误读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为康德对道德义务性的证成提供了基于文本的辩护。同时，作者还尝试借助康德伦理学、法哲学和人类学，为当代的一些哲学问题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思路。